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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结束的2008年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被列为今年外经贸工作的一个重点。为此，商务部已经提出了优化外资区域布局和创新利用外资方式等多项政策。但从过去的情况看，推进利用外资工作的顺利发展需要注意避开以下三大误区。
一是市场换技术的误区。改革开放之初，以市场换技术，开放国内市场，引进外资获得技术的确是一条捷径。但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以市场换技术已成为利用外资的一大误区。主要源于三个方面：首先，陷入低技术陷阱。在依靠外资的技术转移获得新技术的过程中，中国将产生技术依赖，从而使本国技术研发的主动性大为削弱。在合资企业中，由于采用外方产品的技术，中方只有生产许可权而没有产品设计确认权，中国研发人员不能对此技术进行改进，于是R&D活动被锁定在某个特定层次，产生技术锁定。技术创新的能力被压抑，国内技术供给不足，导致更严重的技术依赖。另外，当外资从中国撤走，技术也随之带走，剩下的企业将出现技术空心化，为保持企业正常生产，中国将不得不从外方购买技术专利，从而陷入发达国家技术周期的第三阶段。这就形成了低技术陷阱。其次，本土企业被边缘化。以市场换技术，各地政府必然出台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这无疑对本地企业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外资企业资金雄厚，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不平等状态，被外资优惠政策所边缘化。本地企业品牌的缺失也是本地企业被边缘化的标志之一。以苏州模式和东莞模式为代表的中国产业集群尽管创造了诸多神话，但企业品牌的缺失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号称“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苏州模式和“三来一补”的东莞模式的成功源于贴牌生产和加工，两头在外的外资利用方式使本地企业长期缺乏核心竞争力，品牌缺失成了该地企业持续发展的软肋。最后，交换条件日益苛刻。近期，以凯雷收购徐工，法SEB收购苏伯尔和德蒂森克虏伯收购天润曲轴为代表的外资收购中国骨干企业的风潮引起了业内的争论。暂且不论其中政府的角色，收购事件本身反映了在以市场换技术的过程中，中国引进外资时的交换成本的提高。外资企业本轮收购的都是业绩良好的骨干企业，至少证明了其对华投资战略从资源谋取转为市场谋取，由分享市场转为控制市场，提高了投资的条件。据有关人士估计，中国继续依赖外资的代价将可能是出让骨干企业的管理控制权。另外，从制造业外包为主转向服务业外包为主的趋势意味着，中国如果继续依赖外资的技术，恐怕要与外资分享利润丰厚的服务业市场。
二是在国际经济中分享人口红利的误区。中国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是有效利用本国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是国际贸易中资源禀赋原理的充分应用，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中分享到的人口红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保持多年的高经济增长率，廉价劳动力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在分红背后付出的代价。一方面，国际分工低端，获利少。国际分工合作的收益分配由各国投入的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决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采用加工贸易和末端组合的方式参与国际分工，投入的是全球相对不稀缺的劳动力要素，中国因此不得不守在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从事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获得由要素稀缺程度决定的较少的要素受益，这就是中国所分享到的人口红利。红利的绝对数也许很大，但是如果用中国参与的要素的数量去平均，将会发现平均收益甚微。而且，外资投资于中国，正是看中了中国农村有似乎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的无弹性使得外资可以尽可能的压低劳动力价格，中国所获甚微的人口红利反而真正让外方投资者受益。
三是成本领先战略的误区。中国长期满足于国际分工低端的地位，是鉴于中国生意经中“薄利多销”的观念。在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中，总成本领先是企业三大基本竞争战略之一。“企业积极地建立起达到有效规模的生产设施，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小研究开发、服务、推销、广告等方面的成本费用。赢得总成本最低通常要求具备较高的相对市场份额或其他优势，可能要有很高的购买先进设备的前期投资，激进的定价和承受初始份额”。在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中，中国企业总体上遵循成本领先战略。利用低廉的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价的竞争优势来获得利益。但是这种战略不具有可持续性。首先，领先地位难以长期保持。中国成本领先战略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劳动力的低成本。中国尽管有农村剩余人口的转移，使劳动力供给远大于需求，但是长期的低报酬将难以为继。原因在于：首先，农民的权利意识已经有所提高，对于进城工作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开始回应。其次，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使从事农业生产的收益预期提高，从而增加了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同时，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并不是中国所专有。由于目前中国劳动工资提高的压力越来越大，外国的很多加工贸易已开始向其他国家发展，如向印尼等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将更难以维持此竞争战略。
随着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中国必须走出利用外资的认识误区，加快调整和完善对外经济的发展模式；增加迂回生产过程，促进技术的生成；利用国内市场，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这样一来，才可能真正提高外资质量，实现我国外经贸发展方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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