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战国这一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农家、阴阳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各执一说，百家争鸣。墨子用他一生的奔波和思考，留下了宝贵的经卷《墨子》。七十一篇的《墨子》，如今只剩下五十三篇，涉及哲学、自然科学、逻辑学、军事学等诸多领域，从它那至今仍闪耀着光辉的字里行间，我们还能窥见墨子毕生求索的足迹。
  研究墨子，首先要研究墨子的思想。作为当时盛行天下、与儒学并称为“显学”的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十大主张。
  “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墨子代表性的观点。我们在网络上轻轻点击“墨子 兼爱”这一主题，就能得到17万多条答案。所谓“兼爱”就是“远施周遍”的爱，即不分等级，不分远近亲疏地爱一切人。理解兼爱背后的深意，不妨从字义上说起。“兼”字在墨子的著作里多次出现，他将具有兼爱思想的人称为“兼士”，将反对兼爱思想的人称为“别士”。为什么墨子不像其他诸子单纯谈爱，或者仁爱，而是要加一个“兼”字，再加一个“交”字？“兼”字除了有“广”和“全”的意思，还有一个一方对另一方的意思，尤其是将“兼相爱”与“交相利”联系起来品读，就更加明显。在墨子看来，兼爱，一定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付出。“兼相爱，交相利”更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我爱人人，人人爱我。
  那么，墨子为什么要倡导“兼爱”呢？
  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动荡和变革的时代。毕生救世、利人的墨子发现，社会之所以失范，出现 “国与国之相攻，家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等等丑恶现象，都是“天下之人皆不相爱”的缘故。“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既然天下的祸患皆起于不相爱，那么该怎么办呢？这就要“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具体来说，即要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也就是说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庭就像自己的家庭，看待别人就像看待自己，这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一视同仁是大同小异的。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以兼相爱，不分彼此，那么，天下就太平了。
  墨子倡导“兼爱”是着眼于实利，不是停留在空泛的道德说教上。对穷苦人民“兼爱”，就要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就要做到“为万民兴利除害”。对弱小国家“兼爱”，就要讲“非攻“，就要竭力帮助它不受大国的侵略。
  墨子不仅倡导“兼爱”，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一主张。他以匡世救民为己任，读书治学，四处游说，努力使世人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有力量的人，赶紧去帮助别人；有资财的人，尽力去分给别人；有道术的人，努力去劝导别人。”尽力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更可贵的是，他为了实现爱利天下的崇高目标，甚至甘于舍己为人，这一点连竭力维护儒学统治、极力反对墨子的孟子也不能不衷心赞叹，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是为了实现“为天下兴利除害”的理想，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胡锦涛同志说：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墨子“兼爱”思想，中外历代仁人志士都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称赞：“古时最讲爱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的博爱是一样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在他的著作《展望二十一世纪》中也高度评价：“墨子关于舍去利己，树立爱他的兼爱学说，是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先导，墨子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去理解。”